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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我会再举出案例来列出另外的宪法法院职权，比如政党禁止程序等。
全国人大在成文宪法制的环境下，它不能有制定成文宪法的权力，可以有修改宪法规范的权限。[16]在论述国家连续性时，施密特的这一论述，表明他是将制宪权意志、实定宪法和宪法法区分为三个不同层次的。
由于人民出场了，施密特据此高度赞扬法国革命。如果制宪机关虚构或者曲解制宪主体的制宪意志，它所制定的成文宪法就不符合根据制宪权产生的实定宪法，成文宪法的效力最终不是建立在制宪主体的制宪权意志上，它将会成为一纸具文。[24]人民不能变成一个官署和国家‘机关…它本质上主要是作为一个无组织、无定形的实体而存在下去。1978年以后，隐含法治主义的五四宪法被力图恢复，现行宪法旨在恢复五四宪法所体现的实定宪法，并在社会主义政党领导下就如何治理的问题进一步明确法治这一政治决断，消除五四宪法所具有的妥协性。参见[德]卡尔·施密特：《宪法学说》，刘锋译，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4年版，第4-11页。
如果宪法上规定了迅速这一明确的意旨，对立法行为也不失为一种明确的限制。五四宪法在治理方式上的妥协性在其他方面也体现了出来，比如五四宪法的文本结构，隐约表达了对法治的选择。（一）网络管制规范的目的和体系限定 任何法律从其适用基本原理出发，都需要通过目的和体系解释加以适用，管制规范就其特性来说更需要如此。
具体到网络安全管制上，每一具体权力的行使，或者法定义务的执行，必须依据规范、依据所明确确立的具体条件和程序行为。首先，规定网络运营者负有多项信息安全保障义务。3.网络一般运行的安全保障 《网络安全法》第3章第1节规范网络一般运行安全，赋予了国家相关的网络运行安全保障权力。关于应对网络安全问题的意识随着网络安全事件不断升级也就不断得到强化。
禁止未经同意向他人提供收集信息（应当采取技术等必要措施确保信息保全，发生泄露、毁损、丢失的信息安全事件应当立即补救并告知用户和向主管机构报告。其主要内容可以通过制定并不断完善网络安全战略的方式，明确保障网络安全的基本要求和主要目标，提出重点领域的网络安全政策、工作任务和措施。
对于运营者违法或者违约的收集、使用可以要求删除信息。内容提要：我国《网络安全法》奉行着一种关于网络安全治理的强监管理念，在当今世界的网络安全专门立法中可谓独树一帜，系以一个更加多层次的综合化的网络安全概念为面向，重在强化国家对于网络安全的管制力。从概念使用内涵上来说，应当注意我国网络安全十分复杂和独特，存在准确理解的必要。监管机构和人员对于知悉的信息严格保密，不得泄露、出售或非法提供。
（第三八条）（9）国家网信部门还应统筹协调其他安全保护措施，包括抽查检测、定期组织进行网络安全应急演练、促进网络安全信息共享、对网络安全事件的应急处置与网络功能的恢复等提供技术支持和协助。（第二十五条）（7）国家保障开展网络安全认证、检测、风险评估等活动，向社会发布网络安全信息，应当依法进行。其他多数是管制抽象授权条款（第四条到第八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或者法定义务概括条款（第九条到第十二条），构成管制架构的原则基础，而第三条则从排序和彰显价值的特点来看，属于管制架构原则基础之基础。例如，来自美国网络信息技术机构的代表和网络政治家就激烈反对政府管制论，美国信息技术协会主席Haris Miler、TechNet的总裁 Rick White等呼吁，在所谓网络安全问题上，过多的政府规制会对网络企业通过革新提升网络安全能力带来阻碍或限制，或者影响其灵活性。
进入 龙卫球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网络安全法 网络安全管制 。美国在2015年《网络安全法》（该法重点网络安全信息共享制度）之前，就将关键基础设施视为网络安全核心的组成部分，联邦立法虽然一直在努力，但是进展并不顺利。
遗憾的是，我们目前对于国外特别关注的电信领域用户通信自由和秘密安全特殊保护问题尚未足够关注，期望在接下来的电信立法中得到关注和改进。笔者期待，上述研究对于我国《网络安全法》接下来的实施能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
全法分7章，总计79个条文，第1章为总则，第2章为网络安全支持与促进，第3章为网络运行安全，第4章为网络信息安全，第5章为监测预警与应急处置，第7章为法律责任，第7章附则。体现为通过网络安全的标准化建设，促进网络安全。如果从规范内容来看，《网络安全法》范围涉及网络主体、管理机制、行为方式、保护范围、义务要求、责任、人才培养等，如果从规范的效果来看，既有助于维护网络秩序，也维护了国家、社会、个人以及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利益。例如，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障上，就规定要促进有关部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以及有关研究机构、网络安全服务机构等之间的网络安全信息共享，这就是一种很好的符合网络技术架构特点的设计，也是全球普遍的做法。五、结 论 我国刚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肩负美好愿望，旨在有效应对当今复杂多变的网络安全问题，进而匡扶网络空间。欧盟在2016年7月6日由议会正式通过了《网络与信息系统安全指令》，8月8日正式生效，责令欧盟国家必须在此后21个月内转化为国内法，并确立了多项制度，包括：实行网络与信息安全国家战略管理、增强欧盟国家间网络安全战略合作与跨境协作、建立计算机安全事件响应团队，并建立欧盟合作网络、区分基本服务运营者和数字服务提供者分别赋予的不同监管义务（前者为重监管，后者为轻监管）、针对不同主体建立不同程度的网络安全事件报告制度、鼓励产业发展并将小微企业排除监管之外等。
（第三十三条）（4）运营者应当履行特别安全保护义务。网络安全问题首先作为一种事实得到认识，作为一种存在现象，网络安全成为进入网络时代以来的不可避免一种灾害或危害事实，并且不断升级、复杂化，形成了网络设备安全、网络软件安全、网络信息安全等形态。
网络理论家在早期网络体验中，持有一种网络自由且不可管制的信念，认为网络空间具有一种天生抗拒管制的能力，是不可管制的并且也是不应被管制的，政府对于网络空间施加管理的必要和能力都极为有限。《网络安全法》对未成年的身心健康活动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强调对未成年人应当进行特殊保护。
（第二十七条）（8）国家保障网络运营者应当为依法维护国家安全和侦查犯罪的活动提供技术支持和协助。例如在欧盟指令（NIS Directive），其适用于数字服务提供者的网络安全监管义务，相当于我们的网络一般运行安全义务，总体上较轻且具有灵活性（关于与程度适应的要求），多属于事后监督。
包括：任何组织不得以窃取或其他非法方式获得信息。网络安全存在数据安全的升级问题，网络安全本质上是一个具有发展属性的概念，其中数据安全成为当前网络安全规制与重点关注的新代际问题。（第三十四条）（5）实行国家安全审查。网络普及化、商业化、实境化程度远非以前可比，不仅人们一般的生产生活网络化，个人财产和隐私与网络系统紧密相联，而且国家的重要基础设施运营越来越依赖于网络信息系统，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和经济安全也越来越与网络信息系统相关。
应该说，这一原则和本法第三条设定的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并重原则有所兼合。（第二十四条）（5）网络运营者应当制定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及时处理安全风险。
在管制事项上则体现为名目繁多，内容绵密，并呈现不少独特的体制特色。新的网络系统为迎合商业化的需要，不断地在应用层加入各种控制结构。
授权负责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部门也应当建立相应机制，包括建立健全制度和按规定报送监测预警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提供个人信息。
比如，美国《网络安全法》的重点就是对信息安全共享机制的确立，将多年来争议很多的问题立法明确下来。所以，对于网络安全问题，不能局限于事实层面而应该深入到利益关系中去思考。（第三十条） 《网络安全法》在网络一般运行安全要求方面，比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规定，确立了较多的管理权力和刚性义务，因此导致网络经营者和用户较重的负担。广义的信息安全既有网络的运行安全（防止入侵），也有信息本身的安全（信息加密等），也间接包括构成网络的设备本身的安全。
从比较法上看，不同国家对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范围理解并不一致，但大都是从自身据以为国计民生的角度来界定。因此，法律保留原则，意味着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界，进而决定了行政自主性的大小。
在这种背景下，主张通过专门的网络安全立法，确立国家和政府主导的管制体系以有效应对网络安全问题的观点，逐渐占据上风。同时应当配合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该条关于网络安全的定义方式，是一种技术事实层面的描述，立足网络安全实施主体的行为和能力的角度。（二）我国《网络安全法》管制的架构原则 《网络安全法》在管制架构上体现出一种由多项原则复杂组合指导的特点，包括统一管理和分工协作结合、战略管理与具体管理结合、社会共治、国际协同合作、加强未成年人等特殊保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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